据杨绛记述，钱锺书小时候最喜欢玩一种游戏，“原来只是一人盘腿坐在帐子里，放下帐门，披着一条被单，就是‘石屋里的和尚’。我不懂那有什么好玩。他说好玩得很；晚上伯父伯母叫他早睡，他不肯，就玩‘石屋里的和尚’，玩得很乐。所谓‘玩’，不过是一个人盘腿坐着自言自语。”这件“小时候干的营生”，钱锺书乐此不疲“玩”了一辈子：在自己的“石屋”里，不受干扰地读书、笔记、沉思，于他，便是极乐。
写《谈艺录》时，正值兵荒马乱的抗战时期，正如其1942年的序中所言，“虽赏析之作，而实忧患之书也”。在湖南蓝田师院执教之余，钱锺书已完成一半书稿，因返沪养病而中断。不久上海沦陷，他“侍亲率眷，兵罅偷生”，身处“忧天将压，避地无之”的困境，却以坚强毅力“销愁舒愤，述往思来”。
建国后，钱锺书“奉命”编撰《宋诗选注》，该书以丰富深邃的学术内涵和“另类”的编选目光，令学界叹服。然而，50年代中期的这部古典文学选本，曾被划为“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白旗”，后来，在夏承焘《如何评价<宋诗选注>》与日本学者小川环树的书评相继刊发后，钱才获得“平反”。
1971年，钱杨夫妇从五七干校回京，房子被人强占，两人只好住在社科院文学所的办公室里，白天写作的桌子，晚上打开铺盖就是床。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，钱锺书开始整理多年积累的笔记，着手写作《管锥编》。当时“文革”尚未结束，钱锺书就敢写那些与“三忠于，四无限”毫无关系的书，可见其惊人的勇气。
两百年前，清代学者在令人窒息的学术环境下创造了乾嘉学派的辉煌；两百年后，历经“文革”劫难，钱钟书用同样方法撰著《管锥编》。全书以古奥典雅的文言写成，引用古今中外近四千作家的上万本著作(包括大量英、法、德、意、西原文)，以130万字通盘考论《周易》、《诗经》、《左传》等十部中国古籍的词章及义理，打通时空、语言、文化和学科的壁障，以求在学术世界“泯町畦(打破疆域)”，“通骑驿(互相沟通)”。
1979年，李慎之看完四卷《管锥编》后向钱锺书祝贺，钦佩他“自说自话”，无一趋时语，一个字都不理30年来统治全中国的意识形态。钱锺书淡淡一笑，摇摇手说“天机不可泄漏”。
“《管锥编》是一部写在‘人生深处’的大著，”陈子谦说，钱锺书“按照历史本来的和应有的面貌进行辨析，从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中去发掘文化心理”，在具体鉴赏评析中抒发他对历史、人生的深刻识见，“注释了历史，注释了社会，注释了人生，也注释了十年动乱。”
